何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道德，实际上都是对有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无节制本能行为的约束，性道德也不例外。人类实行群体的社会生活，为了整体的生存发展，必然要求每个个体的行为都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护群体的稳定和繁荣。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必须建立在个体和群体行为都受到必要约束的基础之上，其中对性行为的约束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以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历史上形成的对性行为的社会约束，就不会有今天的文明人类。
这就是为什么在互相隔离的地理环境中独立发展起来的不同文明民族，虽然各自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差别很大，然而却都形成了十分相似的性道德观念的真正原因。中国的儒家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从西亚到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都是明显的例子。这些世界上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主要文化中都包含着严格的性道德，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而且显然还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应该被摒弃的性禁锢，但其中的合理成分都是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
那些在历史上未能形成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性道德的民族，或者是那些在形成性道德后又消失了的民族，不是为历史所淘汰而不复存在，就是在文明的进程上发展缓慢，停滞不前。人类社会必须对性行为进行约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人类的本能而言，性欲带来的快感是所有躯体欲望在获得满足后，表现得最强烈的一种，然而社会行为规范却偏偏要压制个体对这种天赋的强烈快感的追求。
其中必然有着与人类命运攸切相关的内在原因，而决不可能是偶然的，或者是平白无故的。性道德的形成虽然与多种因素有关，并且其中社会学的原因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然而在历史的今天，仅仅就生物学因素，即由优生和性传播疾病构成的医学问题来看，便足于阐明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要对性行为进行如此严格的约束。特别是对今天正处于艾滋病严重威胁之下的当代人类，在饱受性放纵带来的巨大灾难之后，更应该冷静地对所谓的“性解放”进行深刻反省。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有必要对人类的性道德进行回顾，重新认识形成性道德的历史原因，认真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形成的性道德，是在扬弃其糟粕部份的同时继承其合理成分，还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不论在如何复杂的文化环境中，都能始终保持其赖于生存发展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随波逐流为他种文化所淹没。我们民族必将从西方的“性解放”灾难中汲取教训，而决不会盲目仿效，重蹈覆辙。